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闭幕式

时 间：2014年5月11日上午

地 点：郑州黄河迎宾馆迎宾会堂一楼大会议室

现场速记：郑州达成速录服务有限公司 http://www.zysuji.com

主持人：各位同仁，我们的第24届年会昨天经过开幕式、主旨发言、主题报告、分组讨论、专题报告，从昨天一天紧张而有秩序的过程来看，预示着我们这个会议是很成功的。今天我们继续大会的议程，今天上午的会议包括两项议程：第一个阶段进行大会发言；第二阶段进行闭幕式。现在我们进行第一个时段的议程，做大会发言。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参加大会发言的一共有5位教授。按照会议的一般要求，请将发言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中间插话或交流不计入发言时间。按照这个安排，第一位发言的是南京财经大学的何干强教授，大家欢迎！

何干强：尊敬的程会长、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到会学者，我这次向会议提交了一篇《评重起改革议程》的论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国内的改革理论界出了两本影响很大的书，一本是由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另一本是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的吴敬琏先生的书《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这两本书在我看来，直截了当的说是要导致中国亡党灭国的两本书，可是影响面很大。所以，出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我在认真百度了这两本书以后，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一篇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发了，马上会公开在河南的《管理学刊》会发出来，主要是针对吴敬琏的曲解政府职能的这一块，提交会议的论文评的即是吴敬琏的《重启改革议程》的整个理论逻辑，里面大量引证了他的原话。还有一篇也完成了，重点批判的是吴敬琏强加在马克思头上的，即所谓马克思提出过社会大工厂模式，从而要否定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么一篇文章。由于我提交会议的这篇文章已经在文集上刊登了，所以我今天的发言想重点讲一下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要澄清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到底有没有提出过社会大工厂模式？如果说马克思提出了这个逻辑，马上吴敬琏的一整套逻辑就会成立，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再用马克思的经济学来指导。因为他在理论上以及逻辑上已经论证，马克思社会大工厂模式系一个虚幻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是没有科学性的东西。而如果按照吴敬琏的他的那一套逻辑，按照他来自民主社会主义的、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来自伯恩斯坦的、来自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那一套思想，中国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改旗移帜的结果。现在我主要简要地汇报一下他的这个思想逻辑，这篇文章在册子里面的那篇文章也有，可能不很细，现在我稍微具体一点。

吴敬琏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他的整个理论逻辑从彻底否定改革前30年开始的，我这里不妨念几段话，他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激进的道路没能给人民带来福利和社会的进步。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 ，在295页，他的书上。我都是有根据的。他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人得到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这是在前言第三页，中国农村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依旧一片破败，农业凋敝，农村经济满目疮痍”，这是在86页。他说“改革开放的体制造成民不聊生”，这是在141页；“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这是289页。他说“改革前的体制是毛泽东的全面专政的体制”，231页。这些内容，一句话就是要彻底否定前30年。他认为，我们改革就是因为前三十年是无穷无尽苦难的社会，这是什么造成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中国为什么有计划经济体制呢？斯大林的高度集中的命令型的经济影响中国形成的；斯大林模式从哪里来的？列宁的辛迪加模式，列宁讲过社会化要辛迪加的大工厂；列宁的辛迪加工厂又是从哪里来的？从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来的，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他举出了就要论证了，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是导致计划经济的一个根源，是计划经济的祖师爷。我们改革既然要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怎么还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指导呢？所以他的逻辑就这么一个逻辑。现在要么他的逻辑是正确的，改革就会被吴敬琏的思想所绑架、所牵着鼻子走，现在已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的中央是被吴敬琏所绑架的；要么他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他错在什么地方。刚才讲了，从实践看来他否定前三十年，我想在座的我们学者绝不会同意，什么前三十年是苦难的，这个我就不讲了。而总书记最近的讲话非常明确，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所以这已经把吴敬琏的一个前提给否定掉了。现在，从学术角度来讲，吴敬琏到底他所讲的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对不对？马克思有没有提出过？吴敬琏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理由，就是他印证了马克思原著上的三段话，这三段话我们发改委的研究员夏小林教授在网上已经做了批判。好像在《管理学刊》上发表的，是国内发表的对他批判比较最早的。实际上他文章没有发表之前，我们在程恩富同志组织的海派经济学就要批判他这个。我当时还没有弄清这个逻辑，现在弄清楚了，可以公开讲马克思没有提出社会大工厂模式，也不可能提出社会大工厂模式。吴敬琏引证的三段话，一段话是马克思批判普鲁东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批判普鲁东的时候论证企业分工和社会分工有共同点的时候的一段话，时间关系我不能印证了；第二段话是马克思资本论讲批判社会工厂的辩护时，他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张搞成社会大工厂模式；还有一段话，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认知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时候，讲了资本集中的极限，进会形成一个公式，这段话。我研究了这三段话，它们都不能作为马克思提出社会大工厂模式的理由。

拿社会大工厂模式这个集中模式来讲，其实吴敬琏只看到马克思讲资本集中一个模式，他没有看到马克思讲到资本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分散的趋势。所以他是把企业的分工、企业的计划管理扩大到全社会，他的所谓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是认为马克思把企业管理的计划管理扩大到全社会的这么一种模式。那么大家知道，高度集中命令的把企业管理直接推广到全社会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他这个逻辑给人一种好像很有说服力的感觉。我仔细研究以后，尤其是我们认真地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卷流通理论，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根本不可能提出社会大工厂模式。为什么？马克思详细且非常深刻地论证了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跟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共性和区别，吴敬琏可能看到了共性的一面，他根本就没有看到马克思论证他们区别的一面。

关于这个区别，我这里简单讲几个要点：

第一，马克思说单个资本只有生产消费，没有个人消费，而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既有生产消费，又有个人消费，这就是一大区别。

第二，马克思说单个资本循环只有资本流通，但是全社会的总资本流通既有资本流通，又有一般商品流通。

第三，单个资本循环它的产品是比较单一的，即使辛迪加生产的多种产品也很单一，但是全社会的产品是无数的。单个产业资本的CVM，它的产品价值结构，CVM三个都是统一的一种产品，或者就是两三种产品。但是，社会总资本的CVM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C必须是生产资料，V+M必须是消费资料，而且每一个部类都有自己的规定性，都有一定的产业结构。所以，一个深刻的揭示了单个企业资本循环和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循环有这么多根本性的原则性的区别的这么一个科学家、经济学科学家，马克思怎么会提出把一个简单的工厂管理，然后就扩大到全社会呢？显然这是吴敬琏为了否定马克思而由他自己强加给马克思的理论。所以我说，社会大工厂模式是吴敬琏强加给马克思的，是一个伪命题。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我有很多体会，我自己和吴敬琏也面对面的接触过，我很清楚他的思想，他是很反对经济学用意识形态指导研究经济学的，但看完他的这些书，我们感觉是他们是十分讲究意识形态的。吴敬琏的理论具有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历来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些共同特点，就是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欺骗性、虚伪性。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那个报写过一片短文，我归类这五个性，吴敬琏的思想。主观性是强加性的；片面性只看到共性，没有看到区别；还有欺骗性、虚伪性，这我就不展开了。

所以我认为经济学是有意识形态性的，它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像吴敬琏之类的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把自己的阶级真面目隐藏起来，用一种普世价值的面貌迷惑大家，还绑架我们的改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现在到了彻底揭露他们的时候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干强教授鲜明地拉近到理论界一个现实，澄清一些理论上源头性的一些东西，我认为是严谨的科学的，而且思想观点很鲜明，改旗移帜也不行，强加也不行，绑架也不行，还是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源和现实中来。下面第二位讲的是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的教授。

吉林财经大学丁堡骏：尊敬的程恩富会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感谢大会对我的邀请，感谢大会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这个时候我想讲两个事情，一个是我提交大会的这个论文，在论文集里有，我想就它做个说明。这个论文是最近写的，学报《税务与经济》要求我写一篇论文，写了这个，这个文章题目看上去老了一点，我总结的特点就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大家讨论有生产方式说、生产关系说，还有生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还有劳动方式说。在这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他做一个总结，当然这个从个人研究的角度来讲，要统一这个说法。就是说，《资本论》究竟研究的是什么？结合手稿，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它强调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资本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这个历史生产和前面的封建主义、奴隶社会、共产社会比，他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生产形式。因此按照我的整理、梳理，生产方式这个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上的生产，相对于以前的生产，相对于以后的生产就是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这样来理解的话，我想，生产方式说和资本主义生产说、劳动方式说我们就统一了，统一到资本主义生产。这里还强调一条，即它的统一性、客观实在性，这里面强调研究意义的时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当时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为研究对象。以后的斯密、李嘉图同样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为客观研究对象。一个研究对象不可能出现两三个客观真理，这里头直接研究的意义就涉及到我们当前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就是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两门政治科学。我的认识，也是我们几代经济学家，从陈岱逊到后来的吴易风老师的观点，马克思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科学学，西方经济学不管个别范畴、个别领域有多少可供我们借鉴和吸收的东西，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它不是科学的经济学，因此我们强调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就是要有分析批判。所以在这里头，最近我这个研究很多方面也都讲这个。2012年我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前面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面附一张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我觉得这个学术范式是现在眼下所需要的。我也注意到在座的老专家，胡钧老师，前两年也出一本书《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实际上胡老这本书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甄别、鉴别、批判、吸收，所以是这算一个范式。我觉得中国今天，特别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于“8.19讲话”以后贯彻执行，我觉得现在强调这个观点应该更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在我们高校中，西方经济学教学课时还有其他评职晋级一系列都超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是不正常的，我们下一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8.19讲话”的精神肯定逐步还是要改善落实的。所以在座的高校的领导，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西方经济学教师，还有有关的出版各方面的同志，我觉得对这个事应该引起重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有关中国改革，特别是当前热点问题。

参加这个会很多专家的观点，我很受教育，昨天听几位老专家讲解我都很认同，在具体的一些细节上，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认识。我说一说。

一个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关于什么是改革，这个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广州的时候讲，改革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当时北京很多同志觉得挺失望，任何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为什么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后来我学习习近平讲话，又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从强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关系来说，这个改革，调整生产关系是适应于生产力，调整上层建筑是适应于经济基础，这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看就好了。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写了一个五万字稿子，其中强调什么是改革。

按照这个标准来讲，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我们过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我们把它调整下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出现生产力发展水平够高了，生产关系过低了？现在公有化也应该表现一定范围的改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要向公有化发展，农村土地改革要向公有化方向发展，这样是调整生产关系，使它适应于生产力，我认为这是改革的内容，不能说一改革只有私有化才是改革。这是我一个从改革概念、改革内容到改革方向的首尾一贯的，观点。

时间关系，后面的内容我挑着讲。

在这里头刚才强调，这次会我们很多领导都谈市场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究竟发挥政府什么作用？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的政府究竟应该是什么样政府？刚才何干强老师说到吴敬琏的观点，我要给他补充一个观点，昨天我跟何干强老师交流了，吴敬琏那本书里面妖魔化共产党的政府，这一点大家没有注意到。所以，我昨天我就说，吴敬琏从头就否定巴黎公社革命，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家看259页吴敬琏的《重启改革议程》，他讲从人类20世纪进行的将近一百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实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顾准所说，不管利益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1871、1917年能够获得的绝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大倒退。大家看295页。他那本书叫《重启改革议程》，他对中国是怎么描述的呢？也是强调起义、新王朝，然后新暴政、再起义。把毛泽东怎么描述的呢？把文化大革命比作是毛泽东的暴政这里面都有。这里头我要指出一点，吴敬琏讲这个思想方法如同先贤顾准所说，咱们能不能考证顾准在哪里说的？文献没有指出来。我考证的结果，谁说的？从老祖宗哈耶克那里学来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的道路》那里头有讲，他是用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说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当年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希特勒上台，上台以后希特勒对人类采用杀戮政策，那么出现这个。他就用这个意境，用这个故事来演绎俄罗斯，就是列宁斯大林的道路，用这个故事来演绎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按照这个来看，那就是说任何一个革命者，毛泽东、斯大林、列宁，你打着给人类建立地上天国的旗号，但是你一旦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就是对人民杀戮政策、恐怖政策、独裁政策。如果按他这样描述新中国，没有人民政府，没有人民政府还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利益的政府呢？但是，这个思想确实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经济学界和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你看我们的经济学家上来讲国有企业改革，讲我们的改革的时候讲为了避免寻租，所以必须要下方权力。为了避免寻租，当年我们的方志敏烈士，当年无数革命先烈就想到我们建立天国以后就是为了寻租吗？所以现在我们的中央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国务院，我们是不是人民政府？是人民政府哪些责任你应该是代表全体人民应该执行的政府职能？哪些个地方是你多余职能才出现寻租？回过头来也涉及到我们的共产党，我们的干部，我们国务院做各个司司长、各个处处长，我们在各地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共产党人是不是能改掉寻租的本性？你有没有寻租的本性？如果有寻租的本性是我们的党出了问题。回过头来说，我认为当前正确认识政府职能，确实到了一个我们共产党必须正确认识自己的时候。那就是说政府不能为了洗清我们是寻租人这个事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推给社会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为什么是国有企业，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剥夺了蒋宋孔陈，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才由人民政府来代替、国家来代替人民行使所有人和经营人的职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是国有企业。第一是公有制企业，第二才是国有企业。所以政府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掉，按照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那一套思想，政府什么都不做，都不干预才是好政府。所以我说，我们政府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最起码我们也要比凯恩斯主义要干预得多，这样才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我的总结，政府作用怎么也要比凯恩斯主义那个国家干预要强。这里面还有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怎么运行的问题。后面具体论证还有一些，我最后要提醒大家，我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追求公有制主体经济学家，我们左派经济学家也是强调公有制占多大比重，占没有占到50%，起没有起到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占到70%、90%也还有一个公有制怎么发挥公有制作用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东莞扫黄扫出那么多妓女来，中央觉得理直气壮，各地觉得理直气壮，有的说抓错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的各级政府，我们的公有制是不是给我们劳动人民创造了那种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领域得到贯彻的那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如果有那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们那帮女性同志，二十岁左右的女性同志还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那是它的本性，否则的话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们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我们没有发挥好，我们的各级总理，我们的各级政府、省长、市长应该有所反思和总结，应该有一定的责任。这是我要讲的。具体原话，马克思怎么批判小资产阶级这个有文章也有PPT，时间关系不细讲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准备的系列文章刚开一个头，所以希望能够得到在座各位专家批评指正，也希望大家给予一定的指导。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丁教授讲了以后我得出两点很深印象，一个是改革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指导地位；第二个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另外，他讲政府与市场关系还有一点可以提，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发展经济学给我们揭示的是什么？国家必须承担起这个国家发展工业化的责任和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政府确实应该更好的发挥作用。

下面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斌研究员给大家谈他的思想。大家欢迎！

余斌：感谢大会给了我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我的发言谈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我去年写了一系列关于价值转型的文章以后，今年我策划写一本书《资本论深度解读》。价值转型不足以撑起这本书，补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几个问题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争论，因为列宁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我后来看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光是马克思，他其实也涉及到一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思想，另外他们的论述里面还可以再挖掘出一些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东西出来。另外也讲资源本质上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我当时想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市场能够很自觉地去把它配置好的？这也是可以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跟今天的事情结合。所以，我就讲把这个问题再进一步地讨论一下。列宁在谈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时候，他其实还认为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有点问题，马克思的公式里面得不出这个关系，因为马克思没有考虑到，在他的公式里面没有考虑到自由进步。另外，生产资料发展为什么比消费资料发展快呢？一个理由其实也很充分的，我看以前的人谈列宁这个观点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就认为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是日益缩小的，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工人群众的消费，所以它的这个消费品生产少，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特点就是它使得人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恰恰说明它的历史使命，它要来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为后来的共产主义打下基础。另外谈到国内市场扩大的时候，他也举出，与其靠消费品不如靠生产资料，后来我们注意到朱熔基总理开始，我们几次讲要扩大内需，其实扩大内需的后果都是固定资产规模增加。你是靠生产资料扩大国内市场，而不是靠消费品扩大国内市场。

反对列宁的也有，他认为你要扩大生产不能光有多余的生产资料，还要有多余的生活资料。所以，你说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不发展也不行。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从有剥削阶级以来就有多余的生活资料，否则地主、资本家就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多余的里面，我怎么去更多地划分给生产资料这一块。另外很多人因为列宁在他的公式里面，他列举公式的时候它的有机构成过程是不断提高的，所以认为只有技术进步引起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才可能会有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我认为这个观点也不成立。只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只要扩大，生产技术不进步，技术有机过程不提高，一样的会更多地体现在生产资料的发现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产品生产出来是C+V+M，我扩大再生产就是C+V+M增加。如果构成不变，C和V等比的增加，怎么体现出C会增加更多呢？因为我的那个M。因为我的M不等比例增加，那M多出来的部分，他就会转到C的领域里面去，所以资本家的消费不一定会跟着生产的同步扩大而扩大。因为资本家，生产扩大以后会更多地进行积累，按比例来讲，虽然个人消费会决定增长，但是更多的市场积累，从那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导致生产资料的增长更快一点。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有个地方提到，如果要事情正常的进行，第二部类必须比第一部类增长得快，后来我检索的时候也有人用这个观点反对列宁。马克思在那段话里你看上下文的时候，在生产资料已经优先增长一段时间以后消费资料有点不足了，才提了这么一句话，而且从他那一段时间整个来看，马克思这个例子其实列宁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整个算下来也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优于消费资料的生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举例的时候，扩大再生产的例子和简单的例子不一样，扩大再生产例子有特征，就是第一部类的V+M大于第二部类的C。如果这个社会只是简单的扩大再生产，第一类的V+M大于第二类的C的话，它原来的生产资料只够满足两个部类更新生产资料所需要的，没有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所以扩大再生产只有一个办法，牺牲一个部类，使另外一个部类扩大再生产。这个部类先减产，让你先扩大再生产，看看以后我们能不能再同步进入扩大再生产的轨道。我们发现先牺牲第一部类，优先发展第二部类，那么牺牲以后的结果是第一部类V+M小于第二部类的C，达不到扩大再生产的特征，所以还需要继续牺牲。如果先牺牲第二部类，很快就会出现可以满足扩大再生产的特征，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间，两个部类可以同步扩大再生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简单的说，优先生产资料的发展才能增加社会增长。另外，从马克思经济手稿里面，我后来注意到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生产资料生产会优先增长，而且生产资料里面属于固定资本的，就是机械设备的增长会比原材料增长更优先一点。马克思还感觉到，对于技术进步会节约生产资料，我物质资料节省下来了，为什么还要扩大再生产呢？节省下来的资料是可用资本增加，资本积累增加了，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还是导致生产资料生产更快速的增长。

另外，恩格斯的分析也指出，群众的消费不足，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行驶的一个必然条件。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是群众的消费是它的一个限制。所以从这里来看，我认为首先一个问题，生产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到底是一个理论还是别的东西？我的感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实首先是个事实，然后马克思再用理论来解释这个事实。现在，很多人都好像有点像唯心主义的看法，很多东西是马克思说了，他才出现，马克思不这样说，就不出现。比如有的否认剩余价值，说剩余价值不存在。马克思讲的那个东西不对。其实马克思对关于剩余价值的定论讲得很清楚，资本家有100个资本，投下去赚钱10块钱，赚的10块就是剩余价值。你否定剩余价值存在，等于否定资本。马克思讲这个钱怎么赚的，从工人无偿劳动得来的，首先承认一个事实，资本家是赚钱的，赚的钱我们定义为剩余价值。然后分析剩余价值是从抗风险能力得来的，还是从工人的剩余劳动得来的。首先存在一个事实，剩余价值是存在的，我们再来分析。现在有的人为了否定剩余价值的理论，就把事实也分析掉了，认为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不赚钱？都是喝西北风的？另外，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现在有一个人们所忽略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提到过的，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商品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独立出来。原来书里提到一个词“外包”，“外包”这个词是新的，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讲得很清楚，生产过程一个环节独立出来，从这个生产里面独立出来，他们变成一个商品的交换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原来接触制鞋的生产企业，确实这样，以前我生产一个鞋子，鞋生产资料，我整个生产属于第二部类。现在买一个鞋面自己加工定型，他生产的不是成品鞋，是用来做鞋的半成品的东西，这种半成品的东西是不再属于消费资料部门，因为不能直接用来消费，只能属于生产资料的部门，为生产最后生产鞋提供生产资料。所以这样随着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的发展，中间环节独立出去成了半成品以后，就都转换成生产资料的更大发展。所以我认为从列宁的观点引出话题来看，的的确确总的来看是生产资料这个部门越来越庞大了，这是一个。

另外，我们要提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不等于说只要把生产资料生产出来了就符合列宁这个观点。所以过去批判计划经济其实有很多问题，在什么地方？计划经济搞得不好，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是实践细节出了问。过去突发炼钢、大练钢铁，从本质来讲符合列宁讲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但是生产出来的能不能算是生产资料？因为马克思商品也要一个基本质量，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我在钢铁公司干过，看到过铁疙瘩，不能用，现代的钢铁工业也不能消化，纯粹是废物，所以由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形势，没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实质，这个东西不能否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个东西。

另外，关于现在谈的资源配置，我觉得其实按照马克思观点，更重要，最根本的配置从生产角度来讲就是社会劳动的分配。以前有人讨论过第二种资料生产实践决定生产价值，说明社会劳动在不同的部门内部进行分配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分配，生产资料那个领域多分配一点，都属于按比例分配资源的一个说法。有的人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两个部门就不匹配了，就出问题了，其实不是。因为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公式里面，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都是匹配的，第一部类第二部类都是按照比例匹配的，而且过去朱镕基总理搞的扩大内需基本上都是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来进行，所以本身是个平衡问题。

另外，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绝不意味为要减少消费资料的生产，因为他这个配置是讲的它的价格量，没有讲使用价值量，随着技术进步价值量可以增加，另外消费资料也有增长，只是增长得慢一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增长速度的问题，但是不影响它的优先增长。

最后，谈马克思讲如果一个国家两个部类不协调，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补救，但是对外贸易会推到更大范围，在世界市场造成不平衡。美国的经济委员会委员哈拉蒂先生到我们这里来谈的时候他就认为，在七十年代时候，苏联向西方世界输出稳定，西方世界向苏联输出波动，最后因为一个稳定系统抗波动能力比较弱，所以是苏联经济崩溃一个原因。苏联和西方国家还是有贸易的，苏联经济是稳定的，向西方输出稳定，然后西方的波动转移到苏联来把苏联的比例关系破坏掉了，所以出了经济大问题。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市场起资源配置作用的时候，别的国家的内部不稳定的东西，会对你本来稳定的东西进行冲击。后来我加了一句，必须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的文章之一。这个稿子基本上快写完了。每个细节问题都谈了关于围绕《资本论》的一些争论，文章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余斌研究员实际上讲的也是当前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以及国民经济如何发展，归到这个点，提出自己很有个性，很鲜明的见解。下面欢迎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

纪玉山：感谢大会给我这个介绍自己研究成果的机会。我发言题目《谈一下对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一些认识》

主要考虑中国模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关于这个问题我讲四个方面：

一个是为什么现在要重提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以及中国模式。第二是为什么要把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从中得到什么启发。第三，我理解的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内容，参考国内大家的思想和意见。四，谈一下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模式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北京共识。为什么要重提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改革开放当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倒退，这一点是我们大家所共同认识的。现在，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时期，有人叫破冰期或者叫深水区，阻力非常大，特别来自于特权利益阶层的阻力，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改革开放无法进行，如果我们在认识上缺乏共同的认识，不凝聚起来进行深化改革，改革也无法进行，所以要对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好，实际上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性的总结，这个实践还没有结束，所以中国模式现在不可能有一个盖棺定论，必须再不断探索，所以有必要对它的方向大概轮廓做一个探索。

在这之前我想把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做一个比较，我们知道北京共识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写的一篇文章《北京共识篇》，文章中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归纳为三点：第一点创新和实践，我们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第二点就是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用中国党内文件语言代表的中国经济发展，稳步发展；第三就是保护国家利益，发展非政治性国防。这三点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自己的概括总结。这里头没有理论，只是感观；没有内在逻辑分析，只是大致判断。不过，他确确实实道出了中国成功的经验。华盛顿共识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首先概括出来的。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很多建议，建议里面大致有这么几点：一个要遵守财经纪律，要放松政府的管制；再一个实际上他在讲贸易自由化等等。他提出十点建议，这十点建议本质上说是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认识。应该说有建设性的会有参考价值，但是后来，华盛顿共识就被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政要作为武器，向发展中过程特别转轨国家进行推行，推行过程中加入两服药，一幅药讲资本放松，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让各个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第二副药是讲所谓的汇率自由化，汇率完全自由化，不要管制汇率。所以，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资本们、大鳄们把这两服药加到华盛顿共识里后在拉美、非洲、东亚进行推广，结果造成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动荡和急剧衰退，所谓“休克疗法”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另外翻版，结果苏东剧变。原版的华盛顿共识可以借鉴，但是现在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可以不要用。雷默只是道出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没有像原版的华盛顿共识那样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框架、清晰的政策框架。我们应该对北京共识进一步进行研究、进行发展，对华盛顿共识区分两个版本。

关于中国模式有这几点想法，首先谈谈中国模式的存在性。中国模式到底村不存在呢？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6年，中国成功的巨大发展已经证明确确实实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隐含着对中国模式的一种概括。它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理论、中国的特色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个模式是中国经验总结，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对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定适用，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大国的这样一个制度结构是非常有效的，具体内容我不多讲了。实际上它的关键是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两者有机结合，这是它的灵魂，所以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在制度上，这个市场机制的发挥需要充分发挥以公有制为主体，或者国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的结构。当然现在提出混合所有制，发展私营经济等等。总之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在这个制度下，要有国有企业，要有公有制，也要有民营经济和私有制，如果仅仅是国有，仅仅是公有肯定不行。反过来也是一样，是个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样一个经济，这样一个制度能够调动体制内外的积极性，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劲的动力，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中国模式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国内有好多现有的成果，具体我不讲了，重点讲一下程富恩教授。对于中国经济的模式，应该说程富恩）教授的概括影响力最大，大家可以上网查。他提出“四主型”的经济模式，一个政府主导，就叫做公有主体性的多种产权制度，劳动主体性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对四个方面都做了概括。改革开放是强政府，政府靠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好多事情是政府主导下完成的，改革也是一样。带来了中国30多面的高增长，当然政府主导型又有一个弱点，注重于投资，注重于GDP增长，造成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高污染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样一个恶果使得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实际上我们应该把中国制造这样一个概念逐渐转向“中国创造”，不能仅仅重投资，应该重研发、高科技。在环境和农业方面，现有的中国模式也暴露了它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污染经济，造成温室气体排放，世界各国在批判中国。算历史总帐还是美国，现阶段中国是排放最大的，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又造成危害，在环境资源方面我们应该对中国模式重新加以定位。

我在十年前曾经和研究生讨论一个理论，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理论，这个理论研究高科技怎么推动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个经济机制。高科技产品、高端产品在市场经济当中和低端产品的交换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利润，从而推动高科技产品进一步发展，产业进而进一步高科技化，是市场经济规律，靠高科技产品价格剪刀差。实际上，这里面对中国经济的模式应该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要搞研发，要搞高科技，搞低碳经济，环保经济等等。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在程富恩教授四种模式基础上我考虑有六个要点，总体性的表述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段话：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性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加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灵魂。

当时党中央已经完全把它提出，没有加上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帽子，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经过重新的深刻的定位。具体而言，程富恩教授提出四主型，我在这四主型上加了两点，稍有不同：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个是重要的内涵；混合经济多种共同发展，竞争中共同发展这是最基本的内容。国有企业我认为从竞争性领域，应该逐步退出，所谓竞争性领域，比如日常消费品我们早就推出来了，比如家电业退出来了，汽车在逐渐往后退。其实一些重要产业，基础性产业比如房地产建材业、钢铁、水泥制造业，我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逐步退出，然后把这个资金、精力放到关乎国民经济命运发展的重要产业，必须控制航天、行航空、电信、电网必须控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把在国际上有巨大竞争力和影响的这些大的骨干企业发展好，比如中国建设，中国南车，中国中业（音）、中石油、中石化，这个国有经济应该站稳住更好的发展。这是关于体制布局。

第二个方面主要还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劳动为主的多种要素的分配方式，我十分赞成。现在我们这个分配方式有很大问题，分配实际上不注重普利性，不注重公平性。理论上概括，按要素贡献分配和微观经济分配相结合互相补充，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按要素贡献分配，一个必须要强调一下微观经济的分配政策，它倆相互补充的初次分配制度和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再分配制度这两个制度相结合，这是分配制度的一个选项。

第三是市场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也要注重科普市场的失灵，市场有盲目性，这一点非常清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也在纠正市场的失灵。我们不能按照早期的资本主义去发展，只注重市场分配制度，分配的调节机制不注重宏观调控。这一点上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不多说了。

第四条就是政府的任务，一个是制定战略规划，这个规划不指定，中国没有发展前景。第二建立国家独立的创新体系，这一点过去对它研究得少，或者重视不够。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把创新体系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去研究。如果没有国家的创新体系，中国永远在地段徘徊，永远几万亿的低级劳动产品，几万亿衬衫，换来一家美国737飞机，利益流失相当巨大。按照劳动价值论计算，令人非常痛心。我们必须要建立国家创新主体。国家创新体系国家要主导，不能按照世界其他国家企业为主，逐步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像美国现在一切科技创新都是企业搞的，中国国情不允许你那么搞，没有那个时间，国家必须投资，必须加大力度，集中财力办大事，把一些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做好。然后把企业作为创新主题。整个科研院所搞成一个体系，这是中国模式必须要研究的内容。国家的调节作用应该是还有很多地方，比如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这都是国家必须要调节。

我认为第五个要点，我们要实行国民经济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战略，这一点又是新增内容。过去谈到的比较少，我认为现在互联网产业已经成为最大的产业，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是调节经济资源配置的第三只看不见的手，如果第一只是市场，第二只是政府，第二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网络，是信息、信息内容、信息作用、信息功能，我有一本书《网络经济学》，这里不多谈了。必须把信息作为调节资源优化配置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实际深已经发挥功能了。在中国大家知道，互联网业五大老，英文叫腾讯、阿里巴巴、百度、雷军小米、周鸿祎，业界五大老，变成一个英文单词。现在中国的经济很大一部分成份，或者半数以上成份都在这桌子上跳。离不开互联网，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兴起了，网络贸易也搞起来了，网络企业也搞起来了。如果离开了互联网这个大的平台，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科学式发展，实际上中国现在能够保持强势，很大一部分成份就由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互联网建设上国家主导型的已经在世界上排在第二第三，仅次于美国。中国的移动互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的网上购物、网络金融、网络打车软件都出来了，将来还有更大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必须加以重视，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色，把它概括起来发展进去。

第六个小问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现在也隐含着危险，必须完全自由化。贸易完全自由化，金融安全自由化，资本项目汇率完全自由化，这是个方向，但是自由化的程度应该和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市场市场掌控能力高度相关，经济越强，掌控能力越强，开放可以越大，是个多元函数。如果开放的程度过大，过于开放了，比如自由兑换，最近有一篇文章《资本大鳄的盛宴》，如果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话，后果是灾难性的。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试点要搞，但是不能推进太快，现在我感觉政府已经放慢了脚步，原来去年年底会推出几家，今年会推出广东、天津、舟山群岛重庆都在申请，现在放慢了审批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对于汇率自由化必须要警惕，实际上这也是一幅毒药。

中国经济模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是固定的，现在就把它定型几条有点武断，必须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世界地位不断提升，好多政策转型，逐渐转变，中国经济模式逐渐完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

最后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模式的关系问题。大家都非常清楚，政治体制或者中国的政治模式对中国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程度非常之大，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性的国家，政府的意愿，政府的政策对中国各方面经济都有影响。比如中国股市，政府让他涨就涨，既不是熊市也不是牛市叫猴市，其他也是一样，其他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对外贸易政策都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的模式特色的发展也不可能。其中，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资本和权力勾结形成利益集团，比如现在正在“打老虎”，这些老虎们，比如周永康四中全会他是一个主题了，以周永康为代表的老虎们，多少个说不清楚，现在抓住副部级以上二十几个，一个贪污两千万、三千万、四千万，一个周永康都是九千万，这是网上公布的东西。这些利益集团最希望中国是市场和政府、权力和政府互相交织的一个市场、一个结构。他们不希望你彻底改革，如果彻底改革了，他们权钱交易没有了，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利用权力在政府，在国有企业中拿资源，利用权力在市场卖高价，甚至有的银行划拨，直接政策划拨，大老虎这样，其实小老虎也是这样，有些苍蝇也是这样。在吉林省经济参加政府的咨询会议，投票，专家投票表面看很好，政府商务厅、科技厅、发改委手中掌握大量资源，给企业拨款，这个拨款让我们评打多少分，最后几个专家合起来通过给他三千万、两千万、几百万，至少几十万，这些资源部应该给企业，企业资源应该让企业在市场中奋斗，应该把这些资源给老百姓，给福利搞基础设施建设也好。这一类的苍蝇们也在吞噬国有企业，不要说老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进行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大黑洞吞噬掉，成果被少数人享用了，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仅是贫富分化，造成社会动乱。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提到日程，现在好在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苗头，过去只喊不做，现在开始主打贪腐，开始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希望。这就是我发言的基本内容。不对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主持人：纪玉山教授讲的是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现实背景下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作用。下面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方润生教授发言。

方润生：尊敬的主席，尊敬的程会长各位专家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这个话题非常大，所以我想从创新模式与产业选择的角度来谈谈我对区域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操作性问题或者管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区域经济发展一个比较核心的话题，就是可持续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这个区域当中的企业这个微观经济主体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怎么来理解它的正常生产和经营呢？我想可以理解为一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以合理价格卖出去，这样才能生存并发展，这样的企业如果在区域当中占绝大多数，那么这个区域的经济理所当然的会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或者法则，就是我们在看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更多地应该关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平衡。我后面想从基本的逻辑来出发，来认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现象。大家都知道区域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由我们地方政府主导的，虽然说我们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发展早已经告别短缺经济，但是地方政府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当中还是以GDP的一定增幅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性或者参照性的目标，因此在事实发展当中，适当量地制定和实施一些经济发展的政策，当然也包括落实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一些经济发展的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这些政策的实施都会项目化，都会最后形成一种项目体制。这个项目体制和高校搞研究的情况有点相似，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任务、尤其比较明确的研究周期，在区域经济发展当中主要是建设周期。同时，围绕着建设的目标，还会有各级政府的财政的投入，当然不仅仅是财政金融投入，还包括一些政策，尤其国家层面政策还给予了先行先试的权利。所以这个项目当中，出现了或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同的项目支持或者管理的方式是不同的。这种项目制明显的和我们一般的财政的转移支付不一样。它更加灵活，或者是我们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当中，一个很明显的创新的一种模式。我们来看看这个创新模式有什么特点？

这个创新我们给它概念化叫强制性创新，具有强制性创新的特点。在这种GDP的预期，在经济的增长预期下，这种项目制具有强制性创新的特点。这个强制性创新我在这里面给它一个基本定义，它是一种纵向的自上而下，向对应的制度经济学提到优质性创新，这个是相对横向的，是利益主题之间的关系，不是纵向上下之间关系。其实从这个里面可以漫谈项目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实施主体是企业，政府和企业构建了一种关系，也可以说一种交易关系。这种交易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知道，创新甚至我们哪怕一个生物植物的生长都具有时间不可压缩性，而这个创新由于有项目有确定的周期，所以说，创新的不确定性、创新过程不可压缩加上时间限定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使我们创新聚焦在哪儿？在初步初期的阶段，甚至第一个阶段，这样的结果，这种强制性创新抑制了企业发展市场需求的能力。既然有政府通过项目制能够获得初期的收益，后续的发展尤其这个项目是要交差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至少是在初期企业发现市场需求的能力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有力的培育。

我们看看强制性创新对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从产能过剩的角度来看，以往我们的产能过剩更多的是体现在传统的产业上面。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我们这些新型战略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比较典型的、议论比较多的是光伏。当然在这里面用光伏作为例子，仅仅是从操作层面来分析的。光伏这个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非常好的，国家发展它也是对的，问题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光伏尤其前几年每年百分之百的规模扩张增长，增长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光伏电池的产能几乎都过剩达到95%，而且真正的应用或者用在国内的消费上是非常非常少。这个产业指望着国外，很显然我们遭到了双反等等一系列障碍。

从现在行业预测来看，这个势头还没有完全的遏制或者调整。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者说我们从政府的政策里面能发现什么呢？我们看，第一这是政策推动的，毫无疑问的。因为在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十二五规划有明确的目标，甚至对2015年十二五末，明年中国光伏发电站装机容量要达到多少都有非常精准的数字。我不知道2100万千瓦是不是背后有需求精确的测算，但是正是在中央政府的导向下，全国省级单位毫无疑问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新兴产业，而且很多都已经建设了。而且政府在发展过程当中，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也就是一直在支持，按说这些支持应该是有利于这个产业发展的，甚至有些具体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体现在一些工程上都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这个东西很好，国家也支持，有很多方法措施，为什么呢？实际上就像刚才说的，由于这种项目制强制性创新的特点，导致了这个创新的链条没有正常的扩展开，所以这种强制性创新导致的结果是供给能力很快速的增加，但是并没有同步地导致市场需求的同步增加，或者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尤其是没有和我们国内的市场的需求达到平衡。

对这个现象，一些学者、企业界都有评价，这里面我写了两位知名人士的评价，张维迎教授的评价比较尖锐，他认为国家的这些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且现在有自身能力的在市场上比较风光的都是不是国家产业政策培养的，他举了联想、腾讯的例子。其实要我说，联想肯定也是有扶持的。腾讯也是有扶持，只是不是政府扶持，是市场扶持起来的。这也说明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对产业的影响。企业家和学者不一样，这体现了高校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有差别的，说的就比较客气一些。但是如果要是把柳传志的话用张维迎教授的语气翻译一下，第一我们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是靠需求拉动生产，本末倒置的。引领中国GDP的主要是投资，不是需求拉动，而且这种现象没有达到良性循环的结果。从这些学界和企业界的看法，也可以使我们对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加深认识。

我们再来看国家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简单的说一下创新。到处都在谈创新，因为我是学管理，研究创新的，所以我想简单的讨论一下。这个创新实际上我们按照新制度理论来看，包括一些国内外的研究都认为是不合法的，但是这个不合法不是规制层面的不合法，也可能是认知层面和规范曾经的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创新打破了平衡，所以现成的平衡的这些要素，这些关系就会牵制它阻碍它，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发展战略对地方强制性创新行为起到一种有力的支撑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地方政府推进强制性创新项目的时候，必然会把国家的、地方的、集体的、个人的利益打包在里面，所以推进过程当中理所当然需要有强有力的支撑，所以事后我们国家发展战略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从创新角度来说是赋予了或者强化了强制性创新的合法性。而且因为国家战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政治层面，所以是强化的，而且是全方位强化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看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下强制性创新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区域当中产业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影响有没有共同特点呢？可能有非常多，但是在这里面，我想至少有其中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地方政府把地方的比较优势看得更重，取代了或者说看不到了我们地方的比较劣势，而且导致区域产业体系趋向一种高级化、扩大化和全能化。我简称叫“高大全”，而且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区域发展不应该高级化，我们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为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呢？就在于我们明显的或者很多地区明显的超出了区域现有的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而且忽视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我们现在国家的战略也都是很零散的。这个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地方政府忽视了区域具体产业发展的劣势，这是我想着重提出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影响对地方政府的产业的选择的影响。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前一段时间我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服务业发展规划，给其中一个司，这个司是我们国家战略叫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支点。这个地区大家都知道新疆是在全国占1/6的国土面积，但是人非常少。这个司全司人口不到12万人，面积好几百平方公里。它这个区域的优势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我显示出来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是它发展的几个重要产业。当中的纺织服装产业，针对纺织服装产业来说有什么优势？就是棉花。大家知道新疆棉绒纤维非常好，比内地的，尤其比河南好得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劣势也是非常明显，是个缺水的地方，每年年政法量3300多毫米，但是降水量绝大多数地方没有超过200毫米，大家知道新疆的坎儿井是埋在地下的，为什么？搞成明渠就蒸发掉了，所以它的荒漠绿洲尤其是环境的这种劣势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看看它的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把棉花的优势在短短几年之内一直沿着产业链要扩大到服装，而且中高端方向发展。应该不应该发展？但是这么短时间要做到这一点，可行不可行？超不超出我们的能力和条件？我想在座各位专家都会有一个判断。而且这里面用红字体现出来的，整个符合“高大全”的，尤其这里面印染，我想在座很多知道，印染企业河南都不准备搞了，新疆这个地区居然还跑到郑州招商引人。当时我对他这个商务局李局长我就说，千万不要搞这个东西，搞这个东西以后，我就把印染一个经典工艺参数告诉他，染一吨布才挣多少钱，耗一百吨水，这个是什么水？污水是要排出来的，光处理污水，要上一个十万吨的项目，再十万吨乘上100吨是多少？再看看它的水资源，对地区如果招商成功了而且很快的建成了，可以想象这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大。

通过前面简要的分析，我想提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来代表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从创新和产业选择角度提一个这么样的思路。实际上这个思路很明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来说，并不是仅仅只对区域经济具有、对产能有促进作用，对消费应该同样也具有作用，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调整的问题，这里面要把，尤其是要把时间这个约束要打掉。这个管理学大家都知道，战略控制是不讲时间的，是个长远的全局和稳定的，是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可持续的。只有是财务控制，才是追求时间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对一些区域发展当中一些创新的模式需要调整，不仅有强制性创新，同时应该有诱致型的创新，不仅关注产业的供给能力，还要关注产业的消费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缓解甚至消除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和不合理的现象，来使我们的区域创新行为实现合理化。

最后我想谈一下，目前新一届政府新的经济政策导向在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希望，尤其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我们现在不是短缺经济了，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产能有很大存量，这个时候怎么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调整区域之间关系、怎么调整产品技术的功能等等，调整打破现状，使我们能够更大限度的激活存量资源，发挥优势，同时更多的聚焦内需。有人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福祉让美国人享受了。比如政府支持家庭几万块钱建立光伏，我想第一个站出来在我家楼顶建一个。所以这一块受到了重视，意味着我们未来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区域经济进入良性循环非常有希望。另外就是负面清单管理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呢？对经济领域，尤其地方经济发展来说就是底线思维，如果没有底线思维，如果不能够高度重视自己，至少在当时区域的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不利，很难使我们的区域发展真的走向良性循环。这几项未来会给我们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改革。

谢谢大家！

主持人：方润生教授搞管理学的，管理学者在我们经济学者的会场上的讲演也很新鲜，也很有意义。而且以创新为主线，拉近到区域。分析了市场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最后回归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我觉得很好。

再请最后一位讲，吉林大学的李正（音）教授。

李正：谢谢大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感谢陈老师以及我们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斗志。

我讲这个问题和刚才两位老师讲的有很大关系，我交给大会的文章是《关于FDI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关于中国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问题。为什么进这个问题呢？首先来源于我前不久刚刚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主题是“科技创新与中国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在这个会上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如何发现创新型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做了深入探讨。其中出现很大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哪儿呢？一个是中国要实现创新驱动发究竟是由政府推动还是市场推动？另一个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何发挥作用？这些争议不仅体现在会议上，还体现在长期以来学术界以及产业发展的讨论当中。大家如果去看最近几年的文献就会发现围绕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大家各执一词。我想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深入的探讨。我们知道创新驱动发展是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会伍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继十七大把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的新的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举措，而且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究竟什么是创新驱动发展，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必要做研究和探讨。首先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的战略以及产业经济学家迈克波特（音）所出的，他把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是要素驱动，第二是投资驱动，第三是创新驱动，第四财富驱动，这四个阶段。

后来又有一个重要的报告。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效率驱动、要素驱动、创新驱动。应该说这两个研究成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清晰的提出并且解释创新驱动的内涵，也并没有给创新驱动做一个定量的描述。尽管他们把创新驱动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提出来了，并且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来的。事实上创新驱动是以创新和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和关键的驱动要素为特征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他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我认为创新驱动发展应主要体现在经济指标的测量上，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测评：

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个是科研成果及其转化的情况，即转化率。第三个是研发投入及其效率。第四是对外技术依存度以及高技术产业和产值，高技术产业和产品的产值，以及他的国际竞争力。

从这几个指标来看，我们看一下中国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的情况。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讲中国在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但是和创新驱动发展以及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第一个就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应该说近些年是不断下降的。尽管我们科技进步在发展，但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并不乐观。第二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研发投入上，我们国家目前研发投入已经占到世界第二位，2012年突破1万亿元，研发强度2012达到1.97%已经处在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且超过了部分的发达国家。但是，与一些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等这些创新型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总量很高，人均很低；另外企业投入研发水平非常低，研发强度不到0.8%，而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达到10%的强度。第三个体现在科研成果方面，我们论文发表数量已经全球第二了。2011年开始专利申请世界第一了，同时国际专利申请量从2009年开始每年增长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同时，在2013年达到了世界第三的高度。超过了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和前面的日本和美国相差很遥远，与后面的韩国、德国、距离很小。另外我们专利的结构和质量并不乐观。我们的专利主要是外观设计，而在发明专利上、以及重要的产业专利上还比较落后。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体现在我们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上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国家总体上还没有走出跟踪模仿的阶段。在金字塔的底座上，创新比较少，原创能力不足，世界级发明更少我国家的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化比率非常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大于45%。有数据指出高达80%。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我们国家创新驱动以及创新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就，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不足。所以我们有必要也有理由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也是非常可行的。但是我们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义不仅在于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为了摆脱国际垄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垄断，我们必须走这样一种自主创新的道路，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可持续发展。同时，打破资源和环境的困境，因为大家都知道以世界8%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能源18%，钢铁的44%，水泥的53%，总体上还处在一个三高两低的发展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低效益。我们尽管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这种成功不容我们沾沾自喜，因为这种成功代价是很高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角度说明我们前三十年有不足，为后三十年奠定基础，后三十年虽然有成就，但是以我们前三十年为基础，同时以我们国家能源资源消耗为代价，辩证看待这个问题从中能够得到启发。

同时，我们中国发展创新型经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对于中国自身非常重要，实际上对于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和平也是至关重要的。创新不是联合博弈，创新有利于各国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些国家以及具体的一些技术革新都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很有意义，也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战略，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实施它？怎么去实现它？这是大家争论的焦点。围绕这个问题，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一个是认为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国家主导、国家推动；另外一个在社会上在学术界影响更大的是什么呢？是自下而上的，包括我这次主办的国际会议上，中科院一个著名专家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专家，都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创新型经济靠国有企业，靠政府是不行的。它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在于中小企业。是不是这样呢？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些实例首先看一看韩国和日本，大家都很熟悉，这边我不具体的介绍了。韩国和日本是东亚两个国家，从相对比较落后的阶段转型成功的这样一个典型。他们的发展应该说有很多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在创新驱动发展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他们都有一个明显特点，政府主导，强势政府的推动。日本技术创新成功首先源于政府持续创新战略和注重自主研究的技术创新模式。日本成为典型的创新型国家首先得益于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和发展，而这个国家创新系统建立和发展就是由国家和政府一手创建起来的。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韩国也大体相似。

另外，看一看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这里重点看看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前段时间的曾经出现一个所谓的革命，液燃气革命，美国最近几年摆脱了或者是通过发展技术革新，对石油的依赖降低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的实现了液燃气革命，而对这个液燃气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它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政府的作用。首先是政府的战略，有一个持续的清洁能源战略。政府的战略是关键的作用。然后是政府的投资，是以政府投资作为引导，然后同时发挥市场和中小企业的作用。所以是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使得液燃气的技术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从而使美国新能源取得巨大成功。等等。其实还有我们国家的，如高铁，还有我国的国防产业、都是政府主导的。另外，还可以从通信设备制造产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我们知道通信设备制造产业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是中兴，一个是华为。这个产业目前在国际上处在领先地位，这个产业的发展应该是在国际上是已经占据了第一的位置。其中中兴、华为两家企业分别占据前三名。这前三个企业其中华为是民营企业，中兴是国有企业。从这一点说明一个问题，企业的所有制不是决定一个产业或一个企业是否实现技术领先的唯一因素。换言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可能实现技术的领先和突破。

以上这些经验和案例，说明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战略应该要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这样一条道路。

具体的说就是政府明确的战略和强有力的引导，公平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创新的机制，文化政策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投入体系，以及对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的重视，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结合。这里第一就是要让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并且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要坚定不移的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走模仿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我们谈自主创新恐怕不行，我们简单的去模仿去跟踪也肯定不行。因为著名的专家林毅夫先生一直说要走比较优势的道路。我们以为一位走这样的道路，永远没有翻身之日。我们必须走国家创新体系，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这里强调国有企业在中国创新经济的构建过程当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责任，同时也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连续四五年都在出版的一套书，叫《中央企业自主创新报告》，从2011年开始已经出好几年，关心国企创新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国有企业在创新上的表现是非同反响的。昨天夏老师也提出国有企业创新平均专利可能是2点多，民营企业是0点几，实际上国有企业在这方面是领袖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共性技术开发和重大专项创新当中，国有企业应该起到引领作用，关键作用。

主持人：大会发言这个阶段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配合！

主持：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董正平

主持人：各位专家、各位代表，现在进行会议最后一个阶段议程。前面各位主题报告人做了精彩发言，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有些富有思想内涵的内容值得我们慢慢消化。下面让我们进一步分享来自会议其他代表的观点。

首先，我们请第一分会场的代表汇报，汇报人是来自山东财经大学的刘刚教授。

刘刚：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曲阜师范大学，我叫刘刚，受第一分会场的委派对昨天下午的发言和讨论情况给大家作一介绍。首先感谢举办方为我们安排的现场速记服务，效率非常高。

第一分会场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经济体制改革是发言的基本主题，来自扬州大学的胡雪琴老师特别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三个方向，是要构建一个市场、政府、福利三方面相融合的改革方式。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来自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的李基光（音）老师发言重点谈了所有制问题，认为关键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进行研究，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公有制企业应该按照公有制的原则鼓励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郑州大学董其志老师谈了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介绍生产关系的二维理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就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所有制意义进行了梳理。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发言的另外一个主题，城市发展与区域增长是讨论重点。山西师范学院XX老师特别强调了城市群发展和增长的协调机制问题，他认为城市群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基础设施和预警等一些管理体制，现有的很多城市群的协调机制没有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应该通过改进、推广、推进城市群协调机制的建设，特别是体制的改革深化。河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的孙世强（音）重点讲了关于软实力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模式。而且介绍了河南省区域经济软实力的衡量平均方法，区域经济软实力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他认为拼土地、拼资金、拼设备发展产业集聚区是重复过去的老路，关键是要转向依靠软实力推进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从日本归来，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刘疏浚（音）老师谈了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意义，他认为英美国家的市场主导调节方式，日本韩国的企业主导调节方式，德国北欧的社会指导调节方式，和中国的国家干预调整方式。除此之外也存在国家主导的协调模式，劳动力市场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关键，日本从早期的长期雇佣转向使用新雇佣制，是其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安倍经济学没有改变劳动是市场的弊病，只能造成虚假繁荣，日本可能再次陷入三十年的经济衰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问题解释也是发言的重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崔朝栋老师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分配理论能够深度解释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变迁。认为在生产过程当中人是处于主导地位，物质是人利用的条件和手段，谁占有了这个条件手段就可以进行生产经营获取收益。因此，说马克思不重视生产条件的分配是不准确的。与会代表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曲阜师范大学的刘刚老师认为，把马克思的协作概念推广到社会协作层面，可以运用劳动价值论更好的解释产业集群等问题，不能仅仅从单位商品的利润率来评价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在于周转效率的优势，这种观念可能导致对中国制造的错误评价，会导致中国制造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当中错失重要的战略先机。

当时的发言时间比较紧张，南京财经大学的卢江（音）博士专门向陆老师和陈老师发言提出商榷用于会后讨论。发言当中设置到经济政治学的范式和理论自信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关于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现状和评价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主持人云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周文教授认为经济学的评价标准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学道路，和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与会的学者们也认为我们国家应正视SSCI等国外期刊，目的推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和学术地位，但是过犹不及，现在这样我们把SSCI国外期刊评价定得太高，国内期刊评价定得太低，尤其有的学校不论外文期刊影响多大，一律认为外文期刊高于国内期刊，这不合理的。这导致国内学者要在国外发表文章，要符合国外的价值取向。归国的学者正在成为主要力量，中国自主研究可能面临困难。现有的评价期刊SSCI期刊高于中国期刊，甚至有看得比中国《经济研究》还要重要，为了发表这些国外期刊的文章跟在西方理论背后被国外的理论细化，那么推动SSCI期刊提高中国经济学地位的初衷很有可能误导中国经济学，使其自主地位的丧失。与会的郭飞老师、仉建涛老师指出了学术评价标准的不足之处。金宝军老师也说大量削减政治经济学的过程，讲政治经济学的人鼓吹西方经济学，鼓吹的比从欧美回来搞西方经济学的人还要厉害，这种倾向不应该继续下去。昨天第一从会场讨论很紧张，由于能力有限，时间有限，有的地方理解得不够准确，希望参加会议的老师能够理解。

主持人：谢谢刘刚汇报。下面请第二分会场刘卫平教授代表第二分会场进行汇报。

刘卫平代表第二分会场：各位代表上午好！我受第二分会场各位代表的委托来向各位专家各位代表来汇报我们第二分会场讨论的情况。

第二分会场在区域经济发展这个专题里一共收到27篇学术论文，在这27篇里我们筛选八篇文章作者作为第二份会场发言的代表。在这8篇文章作者发言当中又筛选出很有代表性的四篇文章。我给大家做一汇报。

第一篇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安徽大学兼职教授陶为群（音）教授，他的文章题目是《产能过剩专门下的社会再生产及其优化》这个亮点在于运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分析当前中国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化解这种产能过剩的方法路径和手段。第二篇文章是张新华和刘海英副教授他们是辽宁大学的代表，他们发表的观点是《不平衡理论下山东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他的出发点是山东省17个地市，在这17个地市当中农村经济的地区差异。通过一系列方法展示出来的是一个省内区域之间特别是农村这个空间的地区差别是怎样造成的，以及解决这种地区差异的办法。第三篇文章是扬州大学商学院的许近海教授（音），他的论文是《新型代表培训实施绩效的实证研究》--以江苏为例，这篇文章是关于培训绩效的经营能力的提升，新技术的采用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组织化程度这几个因素之间和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新型农民的培训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然后对农民进行了培训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收益。这是他文章的主旨。

第四篇文章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靳小春（音）是《罗德戴尔悖论与污染排放权交易的本质》。靳博士后宣读了文章之后，在会场上引起大家强烈反映，进行了很充分的交流和沟通。靳老师的文章在阐述罗德戴尔悖论的同时提出个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的矛盾。特别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对当今世界生态经济存在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阐述，同时提出这种污染排放权作为整个权力体系当中的一个，实质上在控制污染问题的背后，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较量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经过这些讨论之后，我有一点点的体会，也想和各位专家代表共享。

第一个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什么在近些年来走向衰落的趋势。第二个方面的题目是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就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靠什么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如果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走向衰落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又会怎样？引发了这样的思考。第三个方面中国高等院校在振兴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方面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在座的各位，作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前辈，专家、学者、已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未来如何培养更多的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人才，这是未来我们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的使命旨意。由于我组织会务、听了整个与会专家代表的发言，可能有断断续续的地方，也有挂一漏万之处，还请各位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刘卫平教授的发言。前面两位代表时间控制非常紧。第三个汇报的代表是第三分会场的张良悦代表，来自河南农业大学。

张良悦：谢谢主持人！

我受第三分会场的学者的委托，来综述一下我们讨论的情况。第三分会场围绕着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发展进行了专题讨论。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城乡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对待，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是将农村发展和城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区域发展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围绕这一发展政策，三分会场的代表们就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劳动力转移、土地资产开发、农村产业重建、城乡一体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安阳师范学院教授、河南农业大学博士后张良悦做了城乡一体化的缘起、本质和发展内容的发言。他认为城乡一体化缘起与城乡二元结构，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又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情况。其他国家是在市场基础上形成的二元结构，我们国家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特征导致了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所以，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一个乡村区域发展问题，必须基于演化的发展视野，协同发展的发展方式加以解决。就其发展内容来看，现代农业是乡村区域发展的支撑产业，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是它的前提条件。空心村整治和乡村更新是它的重要构建。土地资产化开发是它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院长郑云教授就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发言，她重点分析了农民工的两栖特征和候鸟式转移，并就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进行了机制设计。她认为目前农村转移人口是离家不弃权，弃耕不弃田，这是农民工转移过程中作为一个理性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有四个原因，一个是农村人口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第二个是农村人口宜居的观念单薄，他们是进城但不留城。第三个是城镇的承担能力比较低，转移渠道不畅通，农民工素质低下就业岗位低端，职业不稳定。第四个是政策支持低效，出台政策非常多，但是没有执行的措施，她提出来定规欠定责，运行欠保障。她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人口转移的推拉并重合理前行，存量增量突破的转移思路。农村转移人口应该有序的转移，应该持久的转移，应该获得合法的职业和身份，应该出台有效的政策措施。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新广（音）教授，从中国梦视角下畅谈了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问题。他首先提出在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上存在着科学发展观和非科学发展观两种发展认识和思路。并针对土地城镇化，房地产开发，农民工身份，乡镇企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前后的比较分析。之后李教授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必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结合，必须与生态建设相联系等基本原则。南京政治学院曹雷教授从社会主义规律视角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反省和深思。他认为新型城镇化必须对城与乡、人与地、政府与公民、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不同区域乡村等等问题进行综合的利益平衡。曹雷教授就土地开发的级差地租收益，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详细分析。提出开发收益应该归全体农民共享，避免市场经济对全体农民掠夺的观点。

贵州学院马力学院博士后刘明国基于区域经济增长示教对我国城镇化进行反思，他认为在经济增长的主导下，中国城镇化表现出土地资产开发与泡沫化现象，进入了一个土地征用、房地产企业开发，土地资产泡沫政府托市的怪圈。在这样一种发展理念下我们不仅要问，农民是否愿意城镇化。是不是被城镇化了，城镇化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等等问题。

黄河科技学院吕宝海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王修玲教授、郑州大学牛文涛博士、赣南师范学院夏静雷博士对上述发言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吕宝海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必须解决人口城镇化，农业发展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问题。他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或者新农村建设都必须注意到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这一根本特征。城乡二元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泾渭分明、根深蒂固。必须重新认识它的复杂性和坚决性。在以资产化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中必须充分准确农民工的宅基地、房屋和承包经营权等财产内容，将农民工转化成城市市民，同时在对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定要区分老一代的农民工和新一代的农民工，有针对性的解决。夏静雷博士、牛文涛博士等等认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流动人口存在的背景，要深刻认识农村贫困不发展的经济背景，为什么要让农民放弃土地权益，地方政府是否应该停止与民争利，应该彻底专门发展方式，较好的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发展改革需要理论指导，理论指导进一步指导改革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针，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加紧迫的任务。在大会的自由发展中与会学者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化，进行了深刻和激烈的讨论。与会学者通过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更加体现出它的政治性、区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

由于在发展过程中老师和部分学者的插话发言，有些观点没有能够及时记述。所以没有提到的老师和学者的观点敬请谅解。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教授的汇报，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很短，很多代表我们近90名代表提供了论文，没有很多代表也没有在会议上有时间说自己的观点，但是会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进行交流探讨。

有一些优秀的论文我们还可以择优在会刊和其他刊物上采用。

下面我们请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经贸大学校长武建奇教授代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做总结致辞。

武建奇：受会议委托做一个小结。会议进行了一天半时间，全部议程马上结束了。受会长和年会的委托，对今天会议情况做个小结。

说三点内容：一个关于年会的概况。

经过年会秘书处精心策划在承办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周到的安排和协办单位东方文艺拓展文化协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及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在郑州成功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6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其他非研究机构的单位一共有162位代表，还有经济科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动态和咱们的会刊、管理学刊等几家出版社、杂志社20余带代表到会。会议收到论文比刚才秘书长说的要多，我说的99篇加上两个单一的论文一共是101篇。

整个会议特别概括三个方面，一个叫规模大、代表广。二是有观点、敢批评。三是发言踊跃、成果丰富。

首先说规模大、代表广。这是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中国的一级学会不少，像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这样这么大的规模，160多位代表，100多篇论文，20多家出版社杂志社能够到会这个情况不是太多。会场充满活力，充满魅力，充满吸引力、号召力。一个通知下去有这么多的论文能够收上来非常不容易。参加会议的既有大家、名家、一流高校和最高研究机构，也有省级大学、市级学院还有民办院校还有一所中学，安徽省的中港中学（音）。面非常广，人非常多。而且还有一些学术机构还有非学术机构，有政府机关的人，省政协来一个同志。还有银行、企业、包括赞助单位企业等等。

第二个有观点、敢批评。这也是非常深的体会。很多学术会上都是赞扬得多，好话多，批评少，但是咱们的会长很有特色，陈会长一直有自己非常鲜明的观点。敢于和错误的观点进行交锋，正面交锋敢于挑战。所以咱们这个学会也非常有战斗性、战斗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色。而且会上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很多有特色的有棱角的旗帜鲜明的观点。非常也高兴，直接点名，直接批评某一篇文章，某一本书，包括吴敬琏也成为咱们多个学者批评的对象，在会上公开进行批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色。何干强的《重启改革议程理论逻辑》这篇文章，就是火药味非常充足。

第三个特点是发言踊跃，成果丰富。刚才讲收到了100多篇论文，而且会上统计大会小会有41位同志发言。其中大会上包括组织发言、主题发言和大会的报告。一共13位同志，下面小组会上，第一组11人语言。第二组8人发言。第三组9人发言。加上其他很多同志中间插话进行点评可能有五六十个人发言。这么大一个规模，这么多人，这么多发言，提出很多成果我们感觉从学术上收获很大。

第二点从我个人角度，讲个主要观点，我体会到的一些观点。咱们陈会长说根据自己理解可以。问题导向、新意导向这个角度。而不是讲系统性、全面性。主要以大会发言这几位专家的内容为主。我想从我个人体会角度谈几点，也算是一个梳理， 跟大伙做共享。也可能不对，不对提出批评。有这么几个感受，一个陈会长在组织报告当中他讲到三点内容，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第一讲到对资源配置两种不同市场决定论进行比较进行分析。一个是中特的关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论。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这两种不同决定论有五点不同进行细致比较，非常有启发性。第二谈了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经济理论方面提炼出了两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是热点，也是敏感问题。一个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一个是关于混合所有制，这两个问题怎么理解，现在从上到下从、官方到学术界各种不同说法，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三个是自己的感受特别深，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习惯性的用语或者叫特色用语，或者三个、应该三个。我记住两个。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不犯颠覆性错误，第三个忘了。有好几个是吧。这种思维方式，这种研究一个人具体思维方法非常有启发性。第二个是关于杨承训教授大会发言当中提出了突破资源配置的两只手的理论。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感到非常新鲜。原来传统提一个无形之手市场，一个有形之手政府，他提出第三个叫做创新，通过创新这个形势能够引发一系列的新的产业出来。这样一个创新过程本身也对资源配置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样一个提法一个思路，所以创新被理解为是重要的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途径。

第三个我感觉比较深，胡军教授，他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觉得是一个功利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非常有道理。他提到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一个受益人的说法。这个过去没有听谁对他进行过质疑，政府是个受益人，按照胡老师说法，不是受益人，而且光靠受益人还不行，真正完善的市场经济还需要一套法规、法律包括道德等各方面内容。第二个提出来，关于运动员和裁判员这样一个说法，也有问题。政府既不是运动员、同时也没有资格当裁判员。这样一个说法也挺好。第三个叫做市场是一个野马，市场野马论。市场主体本身像一头野马一样，在奔跑在找水喝，找草吃，但是他需要一定的规律，市场干什么？市场需要利用野马的野性和奔波的能力同时要跟他规范方向，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四个是建新华（音）教授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必须明晰这样一个观点，言外之意现在主要思路不明晰，引起了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和学术界很多人，包括一些自由派的解读，包括中央各个部委一线的领导出来进行解释纠正，这一系列现象说明在农村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时点上确实基本思路还不十分明晰。他提出这个观点，我觉得很受启发。

第五点是夏小林（音）教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很有启发性的说法，混合所有制是一种交叉持股，互相持股。而现在把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解释为对国有资本一股独大进行混合。就是国有企业被混合，而不提国有企业也可以主动出击对其他经济，对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私营经济进行主动混合这样的思路。我觉得提得也非常好。

第六个是郭飞教授（音）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文章我看过，讲了以后我觉得启发更大。他对不同的统计口径，什么是国有经济，什么是国有资本，对统计局的口径和国资委的口径进行了比较分析。所以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应该怎么看？从不同口径得出不同结论。所以他这个分析特别细，特别新颖。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这是在昨天开幕式当中有六个专家的发言。

今天上午又有六位同志大会上发言，根据我的感受提及跟大家一块讨论。第一个是何干强教授，他这个是独具特色的一篇文章我看了，非常有棱角，非常有战斗力、战斗性、非常能体现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学会整体的风格。所以对吴敬琏这本书《重启改革议程》进行了评论，非常有根有据的评论。而且对吴敬琏的思想他自己归结为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些问题，他归结为是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理论。何干强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马克思并没有这样一个模式。他把马克思企业内管理扩大到整个社会管理当中去是他本身一个误解。

第二个是丁宝俊教授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听题目是老话题，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细听里面有很多新的观点，同时也对吴敬琏这本书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妖魔化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特点。特别对吴敬琏这本书的思想根源、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根源找到了根，不是在顾准那儿，而是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真是很有启发性。

第三个余斌教授从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谈资源配置的比例，焦点本身非常新，非常马克思。

第四个是纪玉山教授对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这种评论这种看法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华盛顿共识可以分成两个版本这样一个说法。对我非常有启发，它的原始本本从学术上，政治版本加入很多政治。

第五个方润生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创新问题做了分析。

另外李征教授对FDI对中国经济创新的影响。从中兴公司和华为公司一个国有一个私有，都可以到顶尖这样一个事实讲所有制并不是决定企业成功与否的唯一决定因素。这是关于观点。

第三个有人事方面，学会的理事会的组成里面，人事方面的事。根据5月9日晚上会长会议的研究决定推荐

以下同志增补为学会的理事成员，我先说情况，第一个增补两位副会长。仉建涛教授，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正校级调研员、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的主任、也是这个会议承办单位之一。曾经担任许昌学院的院长。第二位协办单位东方艺集团的董事长，东方艺（音）先生。他也担任东方艺拓展文化协会的会长。第二个情况是增补常务理事和变更秘书长，涉及到四位同志。第一个增补常务理事刘美平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第二个侯为民秘书长一个变化，原来学会是胡乐名（音）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原因以后让胡为名老师担任XX调研员。第三位是王小平（音）准备担任常务理事是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第四位是范莹社长，经济科学出版社分社的副社长，编审。

第三个情况是增补理事涉及到三位同志。第一个是王彩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第二个是刘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第三个李征，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以上各位大家有没有意见，如果有意见可以现场提出来。没有咱们鼓掌通过。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学会，是咱们的家。所以每一个代表每一个会员都有权利推荐理事会人员，下面有合适人员可以会后以书面形式提出来，交给咱们秘书长。咱们下次开会的时候进行考虑。

另外第四个需要说的问题，就是根据会长的意思请各位代表继续关注我们的会刊《管理学刊》要求担任理事以上职务的各位专家，主动的，都有这个义务为咱们会刊提供高水平的稿件，扶持会刊的发展，提升它的层次。

以后在推荐增补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把对会刊的支持的情况作为一个因素进行统一考虑。最后一点下次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地点。会后待定。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谢谢武建奇校长的总结。

因为这次我是秘书长，我借此机会多说几句，秘书处是一个学会的服务处，既然学会领导和各位代表对我这么信任。一定积极的贯彻贯彻理事会的工作计划。进一步做好组织协调联络等工作。服务好各位代表。也希望各位代表以后进一步的加大对我们秘书处工作的支持。谢谢！

下面我们请本届主办单位的领导致谢！来自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臧振春教授。

臧振春：尊敬的陈会长，各位专家，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暨“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在与会专家、学者们、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即将落下帷幕。在此，我谨代表本届年会承办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次年会得到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有16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莅临参加。收到论文100余篇、举办11场主办报告，两场专题学术报告和一场主编与代表座谈会。三个分会场24人次的分组报告，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书展，参会代表和学者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就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科学的、深层次的、热烈的讨论与交流，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启迪和思考。可以说，本次会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专家云集、议程紧凑，亮点众多，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达到了本次会议的预期目标。整个学术研讨会营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彰显了专家学者的独立思考、严谨治学、勇于开拓创新的高尚品德和探索精神。听了三个专家的点评、还有副会长的点评，启发非常大。

我前一段在省委党校昨天下午刚结束学习回来，感觉到咱们这个会场所提到有些观点与党校里面分几期按照中央的要求对厅局级以上干部进行轮训，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其中讲到信仰问题。刚才讲到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讲到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讲到群众路线观点的问题。尤其讲到信仰问题，谈到一些观点感觉到非常新。刚才专家在点评的时间我觉得非常一致。我们研究的理论成果上升到中央层面来武装这些干部。

他在讲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有些人在研究25000里长征到底够不够25000里。研究南京大屠杀，总共南京30多万人口，南京大屠杀杀了30多万人？还研究雷锋精神，雷锋当时也有手表，当时那么困难有手表，还有皮夹克。这些人在干什么？在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挖共产党的墙角。所以现在培训会上按照中央习近平同志讲话重要精神，治国理政的方针感觉到很受启发。另外我们刚才有些观点受益非常大。

鉴于会议规模较大，人数较多，会议较为紧张，我们在会议安排和会务服务细节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此我代表会务组对大家所体现的包容、谅解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次此刻我和大家一样，都身怀依依惜别之情，我们真诚的期待并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再次来到中原大地游览观光，再次来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考察指导，衷心的祝愿各位朋友旅途愉快，身心健康，合家幸福！

主持人：本次会议基本议程履行完毕。我们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向承办单位、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给予周到服务表示感谢！本次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