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暨“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

承办单位：“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协办单位：东方毅拓展文化协会

主题报告内容

会议时间：2014年5月9日上午

地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新校区办公楼东配楼202报告厅

董小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上午的第二段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由于第一段会议内容相当得丰富，所以整个延迟了一点，现在第二段会议开始时间比预计计划推迟差不多半个小时，因此后面时间是非常紧的。请我们要发言的同志减少周转时间，我们每个发言的教授都是控制在15分钟，请大家掌握好。因为我们争取在12点前还是要结束的，因为还要到三所那边吃饭。

下面我们有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杨承训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杨承训：我发言的题目是《治理现代化规律性的探索》。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我们曾经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现在要回答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治理？这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讲的，今天我本来是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治理现代化是必然性，我主要想要明确两个观念：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矛盾，而且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交叉。但是也不能为了回避矛盾越来越进锐，正因为有矛盾，所以必须进步。第二，要发展同时要改革、要进步。

这两个又不能停下来，不发展，先治理，或者光治理不发展。光发展不治理，这都不行，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本来我要讲三个时段、三个领域。这个因为文章上都有，我就不细讲。

三个时段：

1、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要有市场。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是两重性社会。

3、社会主义规律和资本主义规律都起作用，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谁建设谁的问题。

三个领域：

一个是国际斗争环境相当复杂；二是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这一点不能忽视，千万不能忽视；三是党内问题，执政党的地位。

要达到的是五个良性循环，这五个良性循环不讲了，我着重讲第三个问题，就是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这个治理现代化就是指赶上和超过时代的超越，不光追赶，要引领世界，要达到现代水平，还得比它高，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必须领先。领先就要考虑采用现代的文明，还要采用现代的技术。现代是科技时代，所以我就想这个问题我要侧重讲一讲，就是我们不能够局限在两只手调控和配置资源，应该着力实行“三元配置”，就是政府主导解决方向问题，市场分配解决微观聚集资源问题，科技解决引导问题。为什么这样？现在讲一讲。

我怀疑美国有一个长期的圈套，什么圈套呢？就是让你们都按照社会的这个市场一般规律去竞争去，我也参与竞争，但我主要是抓什么呢？抓四个东西：

1、先进技术；

2、战略物资；

3、金融；

4、军事军工。

等竞争差不多了，你们都使劲占领市场，回头一看，哎呦，美国还是在制高点，那你还得往前跑。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圈套，这个圈套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光干那个市场，按照价格配置资源，达不到制高点。

要重新认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垄断，就要记住。垄断是什么？它的主要优势，利用这个主要的优势来扭曲市场，它可不是还原市场，它扭曲市场、制造市场。正因为我们要考虑要理解，不光是要搞一般的市场竞争，按价格机制、按照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实际上这个价格信号它是扭曲的，它均衡价格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办法，不仅要按市场和“两只手”，还要利用科技。就是科学技术这里面还是两个关键要明确：

1、配置资源，不光是讲外延扩大再生产，它包括内涵扩大再生产，这个内涵扩大再生产很重要的就是利用科技。我们过去讲资源配置就是铺摊子。不对！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很重要的资源配置，这个就是搞科技。

2、现在这个配置模式也有变化，变化是什么？就是创新到孵化，然后到培养企业，然后再到产业链。这个是产业链的竞争。这个配置方式不是传统的配置方式。

所以，回到理论上说，科技能创造生产力，科技适应市场，市场拉动科技，反过头来说科学技术也能够推动市场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改变市场。这个不要以为科技不能改变市场，美国为什么老是抢占制高点，他就是利用科技来引领市场。因此我们又反过头来说，要利用科技参与“两只手”，就是科技引领市场资源配置，并不是它单独起作用，它跟市场、跟政府结合在一起。这里边我就想要讲邓小平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它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那不就是资源配置吗？怎么科技不能配置资源呢？

在这之前邓小平还讲过，就是这个科技大会上，就是14年前讲的，一系列新兴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电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宙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这就是成了引领资源配置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够再向外国打游击一样，应该突破两只手理论和机制。

我再回头再讲讲这个三元机制。这个三元机制是什么？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应该是两只手提升到政府主导、抓方向，市场抓微观，这是刚才讲的，程恩富讲的，就是微观上资源配置它起作用；科技主引，这样三个元素耦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框架，来克服市场的缺点，政府的缺点，科研技术的信息要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参谋。所以，这个形象地说，“两只手在加上一个电脑”简单说“两手一脑”，那这样的机制，机制配置、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问题理论和机制要有所突破。不要老是停留在是两只手这样的水平上。

针对如何做，今天时间太紧张了，我只能讲一个意识，这个我想基于这样，才能够适应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谢谢大家！

董小麟：谢谢杨老师，他为我们提供一些示范和节约时间，节约时间是我们经济学最基本规律。下面我们有请人民大学胡鈞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胡鈞：今天我发言中心问题还是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几个观点。

第一，我讲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觉得凡是实现市场经济的国家，核心问题都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其实在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时代，它的核心问题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因为单纯市场分散私人之间的竞争，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没有总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这个社会是不能存在的。我们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有很多法律，劳动法、企业法，假如没有这些，这个市场经济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在亚当斯密社会，它的核心问题也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第二，什么关系？亚当斯密他们说政府是受益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准确。他不单纯是受益人，他是要积极的干预这个市场。因为他如果不制定这些法律，这个市场就根本存在不了，更别说发展了。所以这个说法本身没有说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另外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对。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特点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指市场主体是生产方向的决定者，它生产什么只能由它来决定，不然就不叫市场经济了。在三中全会习近平发言中也讲到，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资源配置作用。这实际上是由私人决定社会做什么。所以这里说政府不能当裁判员，也不需要他裁判，他也没有权利裁判。假如说政府有权利裁判的话，那就不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只承认一个权威就是市场、竞争，所以裁判员不应由政府来做，而应由竞争来决定谁胜谁负。所以，这些都没有正确说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最近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是认真考虑一下，虽然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都是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没问题。但是市场主体不能决定生产多少的话，那就不叫市场经济。但是在探讨政府市场关系的时候，我认为没有抽象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它都是具体的。为什么？因为政府和市场这两者的关系会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一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来说，资本主义下的政府起什么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起什么作用？另外社会构成都是不一样的。资本经济条件下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国有经济还有私有经济。所以这一点也不一样。它构成也不一样，政府的性质也不一样。资产阶级是单纯作为上层建筑，维护它的基础。而社会主义政府的作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自觉建立和发展.所以政府的地位性质本身一开始就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它有不同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以， 抽象地讲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是不很科学的，也不能把一个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套用到另外一个社会，这都是不可以的。

第四个问题，社会主义方式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殊性在哪里？我觉得三中全会文件也讲得很清楚，它讲的就是科学定位对政府和市场科学定位。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它的位置、作用是什么？市场在经济运行当中的作用、位置是什么？这必须有科学的定位。怎么定位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定位呢？当然市场经济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就是说你是市场主体，你让它自己决策，这一点没有变化。但是它的宏观条件和政府地位不一样。所以关于定位的问题，我觉得咱们党，其实这个问题，从基本理论来讲，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这个定位已经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关系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利用市场发展生产力，这个定位很清楚。

这个思想在我们党的历次文件当中，历次党代会文件当中，也都阐述了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另一种表述方法，就是政府驾驭市场，就是市场好比一批烈马，能力是有的，就是奔波，他的方向是什么？就是寻找水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市场经济我还要利用它奔跑的力量，但是有一点和它自己自发的奔波不一样，政府在这里最根本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决定你的方向。一个骑手驾驭一匹马，不是随着马随便乱跑，我要利用你，是为我的目标服务的，我利用马来达到我的目标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科学定位我认为在党章文献里都讲过。这一次习近平同志在他的《决定》里面也讲过，说我们党这些年来尊重市场的规律，不断提高了驾驭市场的能力，也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就点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关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如果明确了，那么我们这次很多讨论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方向明确，在学术界、理论界不会出现这么多分歧。当时三中全会的文件，说市场经济中，使市场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他就解释，这个市场就起决定性作用了，政府呢，只是配角，就是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起辅助作用。这个本身就基本不符，违背了社会主义框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绝不是配角，而它恰恰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向的决定作用。所以，这一点这是基本关系，我认为这一点理解，应当是全面的理解三中全会精神很重要的方面。我今天强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一点。

但是这一点并不否定市场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不否定市场规律。要尊重市场规律，为什么呢？就像马奔波一样，你得尊重它，要理解它的习性，利用它。不是它决定方向，而是我决定方向，我利用它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认为把这个定位弄清楚以后，再讨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种改革的方向，这些问题都好解决了。

我就谈这么几点自己意见，谢谢！

董小麟：前面两位老先生都注意了节约时间，没有用完15分钟，很感谢他们。他们两位讲的主体都是围绕中国市场的关系来切入。其中我看我们杨教授强调的是政府职守他的管理的层次问题，要抓要害，抓关键，抓高端的进行控制；我们胡教授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没有抽象的政府市场关系，这个很具体。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笼统讲政府作用大还是小。因为，客观上，我们国家目前为止还是存在某些政府越位现象，还有政府不到位现象，两个方面都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下面我们欢迎武汉大学的简新华教授，大家欢迎！

简新华：谢谢，感谢大会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我给大会提供了一篇论文是新型城镇化与旧型城市化的比较。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国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它的内涵外延特征是什么？它只有和旧型城市化比较，才能知道它的内涵外延特征。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首先分析一下我们一共有四种旧型城市化。

1、发达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曾经实现城市化。这是一种。

2、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像印度、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推进的城市化，这是第二种，旧型城市化。

3、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城镇化。

4、改革开放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推行的城镇化。

这都是旧型，既有它的优点，也有很多缺陷，特别是第四种，就是改革开放我们推进的城镇化，存在着十大问题六个滞后。

正是由于存在十大问题、六个滞后，所以我们才提出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有什么特点？什么叫新型城镇化？我提出来十个特征。由于这一个提交了论文，所以我就不讲这个内容了。各位代表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论文集，里面搜集了。

这里就结合改革的主题，讲一个现在非常值得关注而且非常重要的农村改革的问题。所以我发言题目就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总体思路必须要进一步明晰》。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非常突出，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重视、解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全面谋划了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但是，我们正确的理解和落实改革的精神，却出现了许多误解、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核心应该是农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也就是说土地的权利，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特别是土地的取值权、转让权、买卖权、抵押权。而且还包括农用地，就是农地用途转变权，还有农村宅基地、农用地自由买卖，同权同价让农民得到更多财产性收入。小产权房应该合法化；还有学者主张实行农业规模经营，主要采取家庭农场、农业企业这样的方式，应该鼓励土地流转、资本下乡，甚至认为中国农民应该为企业家、农业企业家去种地。而且这已经成了趋势了。

同时，就在这两个重要的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出现的争论以后，我们在第一线负责中国农村工作，改革和发展的一线领导人，纷纷出来先后澄清误解。比如说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土部副部长接连出来发表讲话，澄清误解。怎么说呢？就是说土地经营权转让不是承包权的转让，更不是所有权的转让。土地用途不能市场化的，必须要由国家来管理。强调小产权制是不合法的，必须要坚决取缔的。

我看到了这些报道和这些争论讨论以后，我就感觉到，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发展改革的思路还需要进一步地明晰，还必须要深入研究。中国农地最终应该是私有化还是要坚持集体所有制？中国的农地规模经营究竟是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家庭农场为主体，以农业企业为主体，还是要以集体规模经营为主？我觉得需要再重新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明晰我们的思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农村改革主体思路。首先要明确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实现邓小平晚年提出来的“两个飞跃”理论中的“第二个飞跃”的阶段。大家都知道邓小平里两个飞跃：第一，突破公社制度，这个飞跃我们已经实现。现在我们三农问题非常突出，怎么办？必须要实现邓小平所讲的第二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什么意思？邓小平提出来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适度规模经营，要发展集体经济。所以中国的农村的出路还是在集体经济。

邓小平第二个飞跃最后一句话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似乎就忘记了邓小平的这个重要的观点。甚至有人还认为第二个飞跃应该是是农地私有化、经营家庭农场化。这不是邓小平所讲的。

怎么样实现邓小平所讲的第二个飞跃，这里提出两个想法。

第一，农地不能向资本和少数人手中实行私有化，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第二，中国农业规模经营不能以家庭农场、农业企业为主，应该实行家庭农场、种田大户、农业合作社、集体经营主张、新农村集体经营，至少这五种方式。主要应该是什么？我认为主要不是家庭农场，也不是农民企业，应该集体经营为主。

大家听了我这两个观点，可能认为你这还不是传统保守的观点吗？我的理由是什么？原因何在？我为什么要这样主张，我接下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是这样看的。

农地向农场主、农业企业家少数人集中，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

一是造成数以亿计失地农民，即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80%，跟现在发达国家一样，也还有3、4亿农民仍然在农村，没有办法被城市吸纳。而且按照发达国家现在农业的规模经营情况，中国18亿亩耕地最多只要几千万劳动力就可以了，剩下来的怎么办？进城进不了，种地18亿亩只要按照美国来算，只2000多万人就可以了，但是美国2010年拥有的耕地是多少？24.5亿亩。耕种这24.5亿亩，农业劳动力是多少？是284.6万。中国劳动生产率可能没有那么高，我们只是它的1/10，也就是说中国劳动生产率是美国1/10，美国是我们的10倍。也就是说我们耕种18亿亩最多需要多少？2千万就足够了，而且我们还只是美国1/10，如果跟美国一样，只要200万就够了，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到哪里去？城里也去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会造成一个严重后果，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包括农地私有化、承包地转让、出租抵押等等，如果农地主要向资本和农业家庭农场主手中集中，让农民主要为企业家种地，都会产生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而且大多数留在农村的农民，也不可能到家庭农场种地，不能会去家庭农场种地，也不能进城，就成了无地无城的农民，会出现什么局面，我觉得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还可能导致土地私有化，集体经济还有没有？就没了，就瓦解了，集体经济也不可能发展了。这样就会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农民通过私有化能不能富起来？肯定富不起来。有些学者看到我们一部分工商用地占地赔偿，这一个拆迁出来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就认为只要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农民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中国农民马上可以富起来，我觉得太天真了。穷乡僻壤，大量的农地能够卖一亩地100万吗？是不可能的，只是少量城郊土地和工商业占用土地才能够卖高价，大多数土地是不能卖高价，农民不可能通过卖地富起来的。我们的学者这个太理想了。所以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的。农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中，实行集体规模经营，怎么搞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不是一个两个先例，无论是华西村还是河南的刘庄或者南街村也好，他们是怎么做？那就是农地向新农村集体集中，有种田能手组成种田专业队，从事大规模专业生产，这就可以实现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飞跃，就是适度规模经营，科学种田。

多余的留在农村人怎么办？留在农村的农民除了能够进城务工经商之外，就延长农业产业，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搞特色农业、绿色农业、精细农业，农村的旅游业、农村服务业，实行多样化的经营，从而走向共同富裕。这就可以避免上述其他方式可能产生的两种严重后果。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提出来供大家深入研究参考，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工业化怎么搞？城镇化怎么搞？应该说思路现在是比较明晰，但是中国的农村到底怎么搞？是不明晰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意见是完全相反、对立的。所以非常值得深入探讨，谢谢大家！

董小麟：谢谢，无论你同意他的观点，他讲了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这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我们认为国家安全有很多因素，但是农业安全、农村安全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放在第一位的。大家可以知道最近几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讲过几次关于农村的问题，他讲粮食问题，中国的饭碗要装在自己的手里，这里面实际是有很深刻的哲理在里面。我们这么多年工业化有二元结构，现在城镇化的过程是又一次推动农村的抓手，所以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去推敲的。

下面我们请后面两位专家，他们专门讲国企方面的问题，先请夏小林教授，大家欢迎！

夏小林：我这个发言题目是《2014年国企改革》。三中全会发布之后，国企怎么改已经影响到国企改革倾向。选择其中重要观点展开讨论，有利于坚持国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实属在所难免。体制内的我觉得主要考虑体制内的原因，特别是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主导意见是目前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企业经营机制没有真正得到转换，在政府价值判断和趋向下，国资委纲举目张，提出除极少数国企需要较大股份外，其他都要改革一股独大这种现象，参与多样化改革，要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通过国资股尽可能降低股权结构，来促进国有企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运行机制，同时要以国家要不要控制作为判断基准，相当一部分国企可以采取国有参股和全股退出方式进行改革。

国资委进一步说法还有，国企国有资本股权可以降到1%或者20%以下都是原话。还有一种说法是，对于我们央企的国有股份，没有必要拿在手里，民资（实际上是私人资本）参股中石化无比例限制，政府可以学撒切尔做法，只持黄金股，甚至黄金股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政府也陆续宣誓，国企改革深度推进，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或干脆表明本省国企改革最大亮点，还有干部表示，国有企业低于50%，不参与国有股权管理。

现在主要指其中：

1、国资委确定一股独大为重点改革对象是师出无名，在政策趋向下，国资对安排国企与其他企业发展交叉持股多边关系缺乏政策行动，只重视非公资本进入国企单边关系，这也与改革决定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内容存在明显原则性差异。其实，即使要在一些国企中酌情调整资本构成和股权结构，完善法人制度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也没有必要在一股独大大做文章。在OECD强调，没有把消除一股独大作为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或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在三中全会改革中也没有一股独大的提法，也没有关于它的价值判断，更没有要求在很多国企中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建立所谓高度分散股权结构，来完善治理结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所谓政策性要求。进一步看，国企改革是为了加强国企。为此，在省市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些方面一些国有股比例，有利于利用民间资金和外资。但是，不分青红皂白，给绝大多数国企扣上一股古大的帽子，大量引入中外资本，却存在着削弱国企，即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可能。这个机会论的说法是习近平在两会期间提出的。因为利润跟着资本走，谁在国有资本构成中或者说股权构成中占得比例大，按照公司法谁得利润就多。国企中的国资，1%大部分国有股甚至黄金股都放弃了，这时还能加强国资吗？消除国资一股古大就不能再有国有企业，过犹不及。这种国资委改革并不符合中央关于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的精神。国资委反国企一股独大需要纠偏。另外在“反国资一股独大”的倾向下，国资委对改革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主旋律，缺乏研究宣传和政策设计，这不利于落实中央决定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容易使改革异化为中外私人资本进入国资的单边关系，对国有资本产生严重挤出效益。国企现在是15.9万家，需要国资绝对控股大概加起来不超过几百家，这是不是意味着其他15万家以上的国企都要尽可能地降低国资或者国有股权比例？这是我要谈得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在非金融类国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万亿以上总资产的巨量盘子中，大量引入中外私人资本，调整国资资产结构和股权结构，就是调整财富收入分配结构，且直接触及3千万国有职工就业岗位、工资福利生活、及其数千万家属，影响巨大，事关政治大局，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弄偏了鸡飞蛋打。如果再加上政府3千万事业单位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比如说教育部分别表态学校可以搞股份制，可以发展混合经济，医院也要搞股份制改造。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的部长、副部长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以国资一股独大为对象的股权改革，影响力最后有多大？就不再说了。200多万亿元以上的企业资产再加上数十万亿企业改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届下一届除了搞改革，什么都不干了，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一股独大是普遍标准、通行全球，包括通行于国内私企、外企和港澳台企，属于中性范畴。有的领导干部和机构，包括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单单反对国企中一股独大，对其他的私人资本一股独大或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默不 做声，视为天经地义。这是美国式的自相矛盾，体现不出公平正义和机会平等。因为在凯恩斯来说是平等化，但是咱们把它抬得很高，在西方经济学当中，它也属于形式平等，而不是实质平等。

第四个观点，在国企中搞股权高度分散化，在良好公司治理结构下，一股独大和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都可以有效运行。理论上并不认为分散股权结构或者一个单单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就能够保证建立一个合理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各国法人治理结构是受到其他诸多因素影响的，且起点、路径依赖各具特色，如果不顾国情，盲目模仿美英股权分散化模式（英美也有股权集中的大型公司），甚至撒切尔的改革。

第五个观点，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宏观层面里，维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平等为基准，围绕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不能使它蜕变成只是私有资本进入的关系，把国有企业变成谋取暴力机会，维护全世界的经济平等，增加有效需求，促进增长发展和稳定。

国资和城乡集体经济资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关键，他们明显限制了少数暴富空间，有利于促进实质平等。所以，调整股权结构，必须维护国资地位，要以维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平等为基准，改造整合国有权调整的分类标准。这里其他的分类标准是指今年二月份《求是》杂志发表的关于国际改革的长篇文章中的标准，它将国企改革形势分为四种，进行分类，这个分类我不同意。这个不再说了。

第六个观点，在改革中，国有企事业单位，国资应该更加强大，否则税收无增加（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才能为实现可持续公平增长、公平富裕创造更多条件，也唯有如此，加上其他政策配合，才有利于走出一调有中国特色民富国强之路，以区别于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私有化、自由化和反福利国家的两极分化、经济稳定性差的老路。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国企改革方向，面对那些似是而非国企改革意见，以及这种改革将产生对谁有利结果，需要认真讨论，深入辨析，谨防其误导国企改革，发生颠覆性错误。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董小麟：下面是我们对外经贸大学的郭飞教授，大家欢迎！

郭飞：我讲三个部分，尽量快一点。

第一部分，是我论文的内容提要。

我这个论文的题目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是结合中央文件的创新，国内理论界的创新，和国企改革的实际进展，进一步梳理探讨和归纳。

内容提要是：改革开放35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艰辛探索、不断创新的光辉历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实现了六大创新，即：性质创新、功能创新、形式创新、体制创新、布局创新、结构创新。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大国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实行有机结合之先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不仅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动力与宝贵经验。

第二部分，总体框架。

我提交大会这个论文，在论文集里的是12000字，是我论文的缩写稿。我原文2万多字，已经刊登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今年第4期上。本来这篇文章我写作时间比较长，所费时间不亚于当年写中国社会科学。当时本来考虑往里面投，后来考虑时效因素，我投了《马研》，并以很快速度发表。大家如果想看文章全文，可以看《马研》第4期。我的六大创新，刚才已经简单地提过了，大家可以看我的论文，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部分，结合这个论文涉及的，我认为需要跟大家简单介绍的几个重要的技术和理论问题。

第一，关于国有企业的统计口径。

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研究国有企业，经常有统计数据，特别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统计年鉴》对国有企业的定义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大家看这个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国有企业下得定义是什么呢？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出，那些没有实行公司制改造或者改革的全资的国企，也是老国企。那这个口径非常窄，我们如果简单地按这口径去看数字的话，会对我们研究国企产生很大的偏颇。大家注意，我们研究国企或者是国有企业资本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联营企业。联营企业的定义是，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在这里都有国有资本。至于谁控股，没有说清楚。

还有有限责任公司，大家知道这是公司制改制的标准形式。而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法里头，单设一条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这里包含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那就含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不是？在这个有限责任公司里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国有全资或国有控股。底下还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个基本定义，然后根据这个基本定义一推，它也包含有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我们研究国有企业资本乃至国企现在是不是发挥主导作用？国企的这个资本量有多少？或者是增加值占多大比重？乃至于治理，得全面看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不能太简单化就看国企一条。这是《中国统计年鉴》它的统计口径。如果单独国企是窄口径很小一部分，其他宽口径是其他所说的，这个公司制企业。还有联营制企业，这有相当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当中，它没给你明确区分各占多大比重，需要拆分又很困难，但是不能忽视它是存在的。

另一个口径，是国资委编写组搞的国资监督管理年鉴，我们知道国资委03成立，04年后每年一本《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每一本500块钱。这个对于我们研究国有企业非常有用，不仅包括总体数据，包括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的总量，金融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对各省市、全国，它这个数字最权威。我在这里文章用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国资年鉴》2013年版，我通过编辑，把这个未出版的书的内容使用了。

我们学校为了我这个研究，买了十几本的《国资年鉴》，5、6千块钱。所以，这给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向大家推荐这个《国资年鉴》。它这个材料非常全，除了国有企业方方面面的数据以外，还包括关于国企的法律法规，中央和部委领导人的讲话和大型国企每年的案例材料。《国资统计年鉴》对国企的统计口径是什么呢？它说是国有企业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以我论文里面国有企业的概念是用国务院国资委统计年鉴中的口径。因为我们改革了嘛，我们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窄口径已经不适合了。要用国资委的宽口径。这是第一个问题，小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这个在我那个文章里头压缩了一下，实际《马研》杂志正文里头我有一些脚注。这个基本特征大家都知道，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五条，当时明确提出我们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特征是四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我们一般讲，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这四大基本制度、十六字。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太抽象，太共性化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也都符合这十六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概念并不太准确。我在《马研》杂志那个脚注里头引用了吴邦国一句话。吴邦国原来当过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工委书记。他在2000年2月27日中央企业工作会议上，以这个书记的名义做重要讲话。他有这样的话，他说我国国有企业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是一般意义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它提三条。

第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

第二，党的领导。

第三，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

我觉得这很准确，后来我给研究生班讲课，我就用吴邦国的提法，我不用中央文件的提法，我说那是共性特征，那是我们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共性要求。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四条十六个字是我们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改革前传统的国有企业企业制度的区别。但是，这个共性的东西，不足以说明我们国家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的特性。吴邦国那三条我觉得是共性与特性相结合，体现了我国国有企业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企业有共性，同时也揭示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的区别。同时大家要注意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有条件的私营企业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关于国有企业功能。这个功能现在我们国内学界的讨论，特别是结合三中全会的文件，一般探讨的都是窄口径，就是分类监管国有企业是什么功能。文件上针对不同国有企业要明确功能，我们现在变成了从监管角度探讨功能。这个口径非常窄，而且容易陷入相当大的片面性。所以，我在文章当中概括第二个创新---功能创新的时候，我当时基本的观点就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就国有经济由过去的主体作用，向现在的主导作用转变。国有企业由原来的企社不分，向企社分离转变。这是我的基本概括。但是探讨功能的时候，我是历数了咱们中央文件当中关于国有企业重要性、功能的相关论述，而且在我文章当中有脚注。根据辞海定义，我的功能和作用是同意的，是符合辞海关于功能基本定义的说法。

中央文件我概括出几条，完了最后又罗列我们理论界探讨的观点。我觉得全面正确探讨国有企业的功能，既可以从生产力的角度，也可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还可以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还可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就是哲学教科书讲的社会有机体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卫兴华教授谈国有企业几方面的作用，概括相当全的。实际他就是从社会有机体基本要素来探讨。我认为这一种探讨的角度是对国有企业功能最深入、最正确的一种概括。

现在一般人是从分类监管角度看国有企业功能，我觉得包括我们中央领导、有一些名家，他们的解读也都是相当肤浅。有概括为两类，有概括为三类。两类的一个是公益性企业，一个是收益型企业。这跟资本主义国家的分类差不多。我觉得从分类监管的角度，我们国内已有的探讨已经大大超过了那些名家在这些问题的考虑上。我在《马研》杂志历数了国内的探讨，当然可以继续发表。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大热门。二月下旬我受陈会长的委托，到厦门参加一个混合所有制和国有企业研讨会，这是由国务院国资委和清华大学中国国有资产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当时听那些意见，我也做了一个发言，后来我把发言当中相关内容整理一下，投到光明日报，不到两周在头条报道。我的基本观点是几条：

第一，混合所有制这个提法，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文件当中上世纪90年代提出，但是在权威的经济学上，找不到词条，也找不到相关释意思。

第二，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对混合经济论的解释，实质上就是指公司经济，公司混合经济，这个观点最早是由谭嗣提出来的。

第三，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我觉得尽管中央文件没有具体阐述，但是我认为它既可以从宏观角度考察，也就是看整个社会存在哪些所有制形态；也可以从微观角度考察，也就是一企多职。中央文件当中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侧重于微观角度。

第四，我认为中央文件既然提出来了，我们理论有不同意见，但是你说我们坚决反对，那肯定不合时宜。我的基本态度是，我认为混合所有制如同股份制一样，都属于中性的概念，并未表明某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中央文件当中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实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并未提出来是主要形式，更没有提出来唯一形式。当然提股份制的时候，股份制是有效形式，所以当时我们的概念也提了，这是重要形式，不是唯一，或者是主要形式。我们要积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和公有资本控股企业，积极完善现有经济制度，谨防有人打着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旗号，将中国经济引入歧途。我文章最终是这么两句话，结果光明日报发表的时候，考虑到检查，把最后两句话去掉，但是基本意思表达了。

谢谢大家！

董小麟：谢谢！刚才两位都是谈了国企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分歧很大的。但是他们从产权结构和功能、治理方式方面都提供了很多他们的宝贵意见。我们觉得其实所有国家都会保留国企，不可能全部私有化的。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另一个侧面，现在有些国企已成为某些权贵阶层的安排。我举一个例子，像广东的省属国企企业领导人主要来自于政府富余官员，岗位提不上去了，转过去，从来没有在社会公开招聘。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国企发展，另一方面要支持国企改革。如果不改的话，难免会受到批评。

接下来请大家到门口坐车，回迎宾馆，谢谢大家！